历史与文学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但是，历史与文学也并非水火不相容。《史记》作为史学经典，能够“跨界”到文学领域，既有其内在原因，也有外部的诸多因素。

司马迁“爱奇”的审美观。《史记》被誉为“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著作，但司马迁的审美观有“爱奇”倾向。扬雄《法言•君子篇》：“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司马迁的爱奇，不只是记载神话传说，更深层次的是司马迁选择了大量的奇特之人和奇特事件。“爱奇”的审美观不只是史学家在搜求历史资料，也是文学家通过资料发现自己认为美的对象，能体现生命力的人和事，而且不受他人约束。这就使《史记》不同于一般的历史著作，所写的奇特之人都是“有故事的人”，有热乎乎的生命，具有文学的传奇色彩、故事特征和审美享受。

《史记》内在的文学品质。《史记》选择典型事例表现人物个性，放大了人物一生中的关键点，如项羽的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三个转折点。另外，《史记》描绘典型环境，让人物在矛盾冲突中表现自己；用人物自己的语言和行动去表现人物的行动；用细节描写来充实人物的个性；多侧面写人，使人物由平面化转向立体化；运用对比描写，显示人物个性，等等。这些手法的运用，使《史记》插上了文学的翅膀，避免了单纯的客观叙述和呆板的生平介绍。从某种意义上说，典型化、个性化是文学的灵魂和生命，因为这是经过对生活的深入挖掘而产生的。《史记》中还有一些想象、心理刻画，具有文学的品质。司马迁将个人情感渗透在字里行间，这也是《史记》迈入文学殿堂的一个标志，也是《史记》区别于其他历史著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历代《史记》文学阐释和评论。文学阐释和评论，是连接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桥梁，引导读者解开作者隐藏在文本中的“密码”。《史记》虽是历史著作，但从汉魏六朝时期开始就已被文学家、理论家所关注。他们在史学评论的同时，也初步进行文学评论，提出了“史公三失”“班马异同”“司马迁爱奇”等问题。近现代时期李长之等许多学者评论《史记》文学特征，内容愈来愈丰富。此后的文学阐释和评论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值得一提的是1910年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教材，把《史记》写入文学史，影响至今。《史记》名正言顺地进入中国文学的殿堂。

中国文学对《史记》的接受。文学家把《史记》作为自己创作的标本进行借鉴、学习、模仿。如中国古代大量的咏史诗从《史记》中取材，仅据赵望秦《史记与咏史诗》所收就达3600多首，还有许多词和曲。司马迁“发愤著书”理论也被历代文学评论家所接受，并加以发展，如“蓄愤说”“不平则鸣说”“诗穷而后工说”等。历史著作被文学家从各方面予以接受，既显示了《史记》的文学品质，也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