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从事编辑工作，我养成了剪报的习惯，迄今都没有丢弃。

最早有计划、持续性地开始剪报，是在1981年发现孙犁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小说杂谈”。我那时是狂热的“文学青年”，对孙犁的简洁文风，发生浓厚的兴趣。从1981年10月20日的《小说与伦理》始，直到这个专栏文章结束，我剪贴保存了全份。有时到外地出差，我也注意北京的报纸，跟踪阅读这个专栏。如今，这些剪报册上的报纸已发黄，保存了过往年代的色彩和气味，成为我研究孙犁的第一手资料。

第二次有系统地剪报，是在1986年，《光明日报》连载白吉庵先生的《胡适传》。每天下班后，我就把读过的这个连载剪下来。在读这个连载传记前，我的脑子里只被灌输了胡适的负面形象。1973年，鲁迅著作单行本出版很多，我看到就买，开始读鲁迅，通过读鲁迅延伸到胡适，我多么想了解胡博士！但书店里没有一本胡适的书，我只是从夹缝里发现这个大人物。

白吉庵先生的《胡适传》，文风质朴，言之有物，从文章学的角度说，也引人爱读。连载的传记，大约有五万字。多年后，作者应出版社之约，撰写、出版内容充实，比较完整的传记，我又买来重读一遍。

我的这一册剪报，因是从工作单位订阅的报纸剪贴的，还曾引起办公室个别同事的不满。我反省、检讨：从报纸的所有权来说，肯定是我做得不对，因为这也算“化公为私”“国有资产流失”，但我了解，其他同事是从不读我关注的报纸内容的；公费订阅的报纸，积攒到一定数量，行政办公室会收集起来卖给收垃圾的。那个年月，大家的收入都不高，用不多的卖报收入买点饮料或去饭店吃一顿，是许多单位和个人都经历过的陈年旧事。

我还有一个剪报册，是随手剪贴自己读后喜欢的散文，我给剪报册起了个名字，就叫《我喜欢的散文》。这些陆续收集的好文章，也留下四十年全国主要报纸副刊的面貌一斑。副刊文章的编排，题图尾花的选择，字体字号的安排，都是岁月留痕。那些读报的岁月，那些总是有好散文让人惊喜的报纸副刊，是一天里幸福的时光。

怎能忘记，有一位老同事，每看见报纸副刊上的好文章，马上从他的办公室跑来告诉我，我偶尔在报纸发表一篇散文，我还没看见呢，他已经拿着报纸在走廊念叨，奔走相告，中午在食堂吃饭时还积极主动向其他人推荐。

那个时代，报纸上几乎天天都有好文章。——“看见今天的报纸了吗？”当同事朋友见面后如此问询时，不必挑明标题，彼此都知道这一天的报纸上有一篇什么精彩文章。我剪报的习惯，就是在这样的大气候下进行的。现在，不管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我的书桌上，经常放着剪刀、胶水、裁纸刀，都是常年不离剪报的必备工具。

在互联网时代，智能手机应有尽有，年轻的朋友看见我剪贴报纸，批评我还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年月。他们对我说，你要查什么资料，下载个App,什么没有啊，怎么还像在手工业作坊里干活？他们哪里能体会，剪报是我的瑜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