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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大师与儿童文学
来源:汤杨摘自《中华读书报》 发布时间:2022/11/4 14:26:16 发布人:

沈从文、巴金、老舍创作儿童文学,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幸运,也是中国儿童文学进入发展期的标志之一。他们如何结缘儿童文学? 如何看待儿童文学? 他们创作儿童文学成功吗?

1922年,赵元任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出版。沈从文在这部作品启发下,想写中国的阿丽思,“给我的妹妹看”(沈从文语)。1928年,沈从文在新月书店出版了《阿丽思中国游记》。这部作品文体介于童话和小说之间,长期以来不被视作儿童文学。沈从文的初衷是写给孩子看,试图通过阿丽思和兔子傩喜在中国都市和农村的经历,把中国的众生相,包括上流社会的奢侈腐化、底层人民的饥寒交迫等暴露给读者。越写到后面,作品越不像一部童话。这部作品,沈从文自认为是“失败的创作”,在《阿丽思中国游记》后序中坦诚道:

我把到中国来的约翰·傩喜先生写成一种并不能逗小孩子发笑的人物,而阿丽思小姐的天真,在我笔下也失去了不少。这个坏处给我发现时,我几乎不敢再写下去。我不能把深一点的社会沉痛情形,融化到一种纯天真滑稽里,成为全无渣滓的东西,讽刺露骨乃所以成其为浅薄,我是当真想过另外起头来补救的。……在本书里,思想方面既已无办法,要补救这个失败,若能在文字的处理上风趣上好好设法,当然也可以成为一种大孩子的读物。可惜是这点希望又归于失败。蕴藉近于天才,美丽是力,这大致是关乎所谓学力了。我没有读过什么书,不是不求它好,是求也只有这样成绩,真自愧得很。

自承“失败的创作”,曾想“另外起头来补救”,也就是改为大孩子的读物,甚至是成人读物,然而最后又归之于失败。所有的难点正在于沈从文所指出的“把深一点的社会沉痛情形,融化到一种纯天真滑稽里”,这是儿童文学创作的普遍难题,也就是处理好“儿童的”与“文学的”二者关系。可见儿童文学创作的门槛很高。

巴金对儿童文学介入得要比沈从文深一些。

1929年2月,巴金在《读〈木偶奇遇记〉》中说:“不满意本书之带有很浓的教训主义色彩(我以为童话不应该带有教训主义色彩的)……”明确指出了自己的儿童文学观:“童话不应该带有教训主义色彩。”

1931年夏,巴金创作小说《雾》。《雾》的主人公周如水是一位留日的童话作家,他说:

我以为童话便是从童心出发以童心为对象而写作的一种艺术。这童心记得有人说过共有七个本质,就是:真实性,同情心,惊异力,求职心,爱美心,正义心。我一位这话并不错。这几种性质儿童具有得最完全,而且也表现得极强烈。童心之所以可贵,就是因为有这几种性质存在的缘故。因此我便主张童话不仅是写给儿童读的,同时还是写给成人读的,而且成人更应该读,因为这可以使他们回复到童心。童心生活的回复,便是新时代的萌芽。

且不论巴金是否借主人公之口表达自己的儿童文学观,也不论巴金是否赞同主人公的儿童文学观,单从周如水介绍他的儿童文学观看,巴金肯定已经对儿童文学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不然他不能为主人公说出这一段“童心论”。

1932年8月,巴金出版中篇小说《海的梦》,1936年再版时,巴金添了一个副题“给一个女孩的童话”。这是巴金第一篇略带童话色彩的作品。在一次给朋友的信中谈论《海的梦》时候,巴金说“童话就是‘莫须有’的故事”,抓住了童话重在想象的本质。巴金真正开始儿童文学创作,始于1934年12月,当时他读了鲁迅翻译的森鸥外的《沉默之塔》,又想起爱罗先珂童话《为跌下而造的塔》,于是受到启发而创作了第一篇童话《长生塔》。1935年冬,巴金创作了《长生塔》的姊妹篇《塔的秘密》。1936年秋,巴金创作了《隐身珠》,这是根据四川关于孽龙的民间故事改写的,发表时标明为“长生塔之三”。1936年冬,创作了《能言树》。1937年,这四篇童话结集为童话集《长生塔》印行。

巴金在《关于〈长生塔〉》中说:我的《长生塔》就是从爱罗先珂的两座宝塔来的。不过爱罗先珂的塔是两个互相仇恨的阔少爷和阔小姐花钱建筑的,为了夸耀彼此的富裕,为了压倒对方,为了谋取个人的幸福,而结果两个人同时从宝塔上跌了下来,跌死了。我的童话里的长生塔是皇帝征用民工修建的,他梦想长生,可是塔刚刚修成,他登上最高一级,整座塔就崩塌下来……沙上建筑的楼台从来是立不稳的。……说实话,我是爱罗先珂的童话的爱读者。……现在回想起来,我的“人类爱”的思想一半、甚至大半都是从他那里来的。我的四篇童话中至少有三篇是在爱罗先珂的影响下面写出来的。……今天的孩子的确不容易看懂我这四个短篇,它们既非童话,也不能说是“梦话”,它们不过是用“童话”的形式写出来的短篇小说。我的朋友用看安徒生童话的眼光看它们,当然不顺眼。

在这里,巴金指出了他的“长生塔”系列的三篇童话都是在爱罗先珂童话的影响下写成的,而且“勉强称它们为童话”,是因为他认为孩子“不容易看懂”,只能算是“用‘童话’形式写出来的短篇小说”,并指出他的童话不能用安徒生童话的眼光来看。巴金这种自承与坦白,是真诚的,说明他也看到了儿童文学创作的困境。一方面又要儿童读得懂,另一方面又要“说自己的话”,这种“儿童的”与“文学的”之间的矛盾,很容易限制作家的创造力,甚至最后不得不背离创作童话的初衷,成为“短篇小说”。好在这几篇是模仿,有的还是改写,相对容易一些。在这四篇童话之后,巴金直到1956年才写了两篇童话:《活命草》《明珠和玉姬》,而它们却显得想象力不够。

《长生塔》这篇童话蕴含着作者反抗残暴统治的思想,这应该是巴金的创作主旨。巴金所喜欢的爱罗先珂和王尔德,都是现实主义童话作家,他们的童话往往又都是小说,这种非纯粹童话的观念,分明影响了巴金。而巴金其实也并不在意儿童是否可以读懂,他甚至更希望把这本书献给“被现实生活闷死的人”,这个“人”指的是成人。

由此可以看出,巴金并不赞同周如水的“童心论”,他创作童话是为了慰藉“被现实生活闷死的人”,而不是希望这些人“回复到童年”。不论巴金童话是否成功,他的现实主义童话创作的实践,也给了后人经验和启示。

1918年,老舍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直接被派去当小学校长,此后一直教书。他的儿子舒乙说“他的一生,有半辈子,是在学校里,和小孩子,和青少年们在一起”。这种深厚的学校生活积淀,构成了老舍儿童文学创作的基础。

从性格和心性上来讲,老舍也像孩子。冰心在《〈老舍儿童文学作品选〉序》中说:

老舍先生是一个热爱孩子的作家,他永远保持一颗澄澈的童心。在我们的朋友中,他是最能和孩子们说到一起的一个。无论是说笑话,谈正经的也好,他总是和孩子们平起平坐,说出自己最真实,最发自内心的话。

可能因为老舍缺少自觉的儿童文学意识,他的儿童文学创作总带有一些成人文学色彩,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成了个四不像了”。关于老舍的《小坡的生日》,刘绪源先生在《中国儿童文学史略》中有一段论述:

就这些片段看,并不远逊于卡洛尔! 然而,它们只是片段。就整个《小坡的生日》来看,却是不能和《阿丽丝漫游奇境记》比的。它没有一个充满幻想的奇异而完整的结构,故事也不是沉浸在童话想象的氛围中。作者本想写一个南洋华侨的很严肃的作品,因为时间不够,又不熟悉生活,而只熟悉儿童生活,于是写了这篇以南洋为背景的儿童小说。笔墨是写实的,但一写儿童,一放开手脚,顿时就趣味横生了。可见,作者本身是有着足够的童心童趣的,但他没有像卡洛尔那样把这作为一部作品最重要的内核,除此之外不需要添加别的分量;他只愿将此作为佐料,而主旨却是要写出“联合世界上弱小民族共同奋斗”——这一点其实是达不到的,从小说中根本读不出这么伟大的意思来。所以,正如他自己后来所总结的:“这是幻想与写实杂在一处,而成了四不像了。这个毛病是因为我脚踩两只船:既舍不得小孩的天真,又舍不得我心中那点不属于儿童世界的思想,我愿与小孩们一同玩耍,又忘不了我是大人。这就糟了。”

民国时期,老舍的这种创作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这也就导致早期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得极其缓慢。中国儿童文学的独立发展和走向成熟还有待后来者的努力,他们的经历,也说明儿童文学创作有自己的门槛,是不可以用“小儿科”的眼光来对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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