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周培源的一生，以1952年院系调整为分界线，可谓三十年清华三十年北大。

孔子有弟子三千，周培源有学生三万。晚年，他更是各种荣誉和崇高社会地位加身，是中国科学界一面大旗。他的学生、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教授张守廉说，自己想做到的是“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但真正做到的只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而周培源晚年却说过一句话：“这不是我这一辈子所追求的。”这就像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或是一个周培源研究的“斯芬克斯之谜”，不禁吸引着人们去探寻。

“做题好比打猎”

早在上中学物理课时，何祚庥就听说“全世界只有12个半人真正懂得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其中那“半个”，就是周培源。

1947年秋，何祚庥从上海交大转学到清华物理系，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周培源为新生讲授的理论力学。他想，从初中、高中到大学牛顿力学都念过三遍了，这还能讲出什么新东西呢？没想到周培源问他们，为什么牛顿力学要表述为三大定律，概括为两大定律可不可以呢？这是他以前从没有思考过的问题。周培源讲完后总结说：“牛顿力学并不是孤立的没有内在联系的三大定律，一切物理理论都有它的内在逻辑。”何祚庥觉得，眼前打开了一个新的境界。

上周培源的课很难懂，需要阅读很多资料，但他照讲不误。他告诉学生，题做多了自然就会做了。“做题好比打猎，要自己打，不要学清朝皇帝，在西苑南苑养了鹿，由太监把鹿赶到跟前再去射”。

周培源的学生、理论物理学家胡宁回忆起周培源在西南联大时把他们带入了教科书上没有的学科最前沿，还风趣地说：“周先生的教学是帮助学生往前跑，能跑多快就跑多快，尽每个人的能力跑。而现在的教学是让学生列队齐步走。”

“转变在教授里面比较迅速”

周培源1949年后在清华担任教务长期间，北京市委统战部在内部简历中对这位“清华元老派”人物的评价是：工作积极，虚心负责，对党表示钦佩，本质较单纯，转变在教授里面比较迅速。

那时何祚庥毕业分配到中宣部科学处，主持工作的副处长于光远也是周培源的学生，经常去找他探讨物理学发展方面的问题，有时也会派何祚庥去，何祚庥一度也成了周培源的信使。

周培源多次跟他开玩笑说：“有一些学生本来成绩很好，后来忽然变成了60分主义，我就知道那准是参加活动了。国民党不会找我为他们开黑名单，当然我也不会去开什么黑名单，否则我一开一个准。”

何祚庥说，周培源1949年前较少过问政治，曾在课上不点名批评他：“不要去忙活动，那些活动都是浪费时间，那些‘唯心’‘唯物’的问题是搞不清楚的。”新中国成立后，周培源不但对共产党高度拥护，在国际场合也总出现他仗义执言、舌战群儒的身影。学生们和他交流国际国内大事，总能被他“与时代而俱进”的精神感染，背后都感叹：“我们的老师真的是大幅度地进步了。”

1951年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拉开了序幕。《光明日报》1952年4月发表了他自我批判的6000字长文。他检讨自己曾经“把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比作反动派的强迫人去受训”，曾经从资产阶级“国际学者”的思想出发，认为科学研究是高于一切的工作，看不起行政，鄙视行政，抗拒吸收苏联的先进经验，在思想上抵制院系调整计划。他表示，要下决心重新做人。

这次思想改造后，包括周培源在内的许多清华知识分子有了很大的转变。不久教育部重启院系调整，周培源随清华文理学院一起调入北大，担任教务长，他的家也从清华新林院搬到了新北大的燕南园。有人说，周培源是“太太的客厅”里最有别致的浪漫情怀的客人。他常说，家有五朵金花（夫人和四个女儿），“老大我最疼，老二我最爱，老三我最宠，老四我喜欢”。他整日把“爱”挂在嘴上，女儿说他“一天到晚爱来爱去的”。

“老实又倔强的学者和长辈”

1956年，在周恩来的提议下，周培源被任命为北大副校长。这一年，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1957年，周培源没有因“有职无权”而鸣放。因为他遇到了江隆基，他在北大是“有职有权”的。

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江隆基早年就读北大，曾留学日欧。他只身上任北大，非常尊重知识分子，认为北大教师“有自由主义的传统，具有高度的自尊心”。他认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知识分子最好的团结就是最有效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周培源视之为“良师益友”。

“文革”期间，周培源夫妇经常想办法与何祚庥等学生悄悄通消息，了解情况。何祚庥说：“周老有很强的革命性，他知道自己做不了什么，但是敢于挑起这面大旗，反对聂元梓，我们私底下都说周老真是有勇气。”

正是在这一时期，季羡林真正认识了周培源。当时，北大两大派群众组织在大饭厅举行过一次公开辩论，两派领导都坐在台上。周培源满头白发，同一群后生坐在一起颇有点滑稽，但季羡林却充满敬意，觉得这正是他一身正气的体现。

这段独特经历仅一周就画上句号，评价和解读众说纷纭。有人说，老科学家当群众组织的头头，恐怕在全国都算绝无仅有了。女儿周如玲认为，父亲是以一个科学家的态度来面对这场从未经历过的动乱的，凡事都靠自己去探寻一个为什么，再问一个对不对，然后沿着自己认定的道路走下去。“正因如此，他显得那么不合节拍，也无怪社会上盛传他‘科学上是老教授，政治上是红领巾’”。1971年9月，中央着手纠正教育界极左倾向，指示周培源要把北大的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周培源写了一篇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发表在《光明日报》。文章说，忽视理科教育和基础理论研究是无知和近视的。学生武际可说，一开始周老师几乎是孤立无援的，但他是那时中国知识分子敢于公开坚持自然科学基础理论重要性的中流砥柱，是中国科学家里最能仗义执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