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本身包括了功利性写作和非功利性写作两大类，阅读古文对这两类写作都大有助益。

从非功利的写作来讲，散文应该真的要写得“散”一点才好，太刻意、太紧张了都不行。随笔也要写得更随意一些，但要写得放松和随意，其实并不容易。至于功利性写作，我们首先会想到八股取士，是高度程式化的写作，因为不程式化就难免见仁见智，不容易作出相对客观的评判。

究竟什么样的古文可以供我们今天的写作来模仿。以《岳阳楼记》为例，我们今天的读者能学到什么呢？我只想说一点，那就是范仲淹最后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议论时，他实际上实现了一次主题和结构上的反转与超越。如果没有一个思想上的更高境界，也缺乏足够强大的魄力和笔力，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这一点的。严格说来，范仲淹描写“巴陵胜状”的那两段，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写景，而是虚设之词，因此以“若夫”和“至若”分别引出“淫雨霏霏”和“春和景明”两个相互对比的想象之景。而虚设的风景引出了与之呼应的心情，这就印证了中国文论中常见的兴发感动和情景交融的主客体关系，也就是所谓“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的对应关系。

但范仲淹写到这里，却并不是为了再次印证古典文论中的经典命题，而是通过对它的否定，来实现一次结构上的翻转和思想上的升华，也就是通过自我的内在超越，达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行文至此，外界的阴晴变幻和个人的成败荣辱，全都可以放下了，也全都无关紧要了。从思想上来说，范仲淹的内在超越，走的是儒家思想路线。就文章的结构而言，他也展示了足以与他的思想相匹配的笔力。这是范仲淹的成功之处，因为写到篇末，人与物、情与景的关系都似乎再一次得到了确认，文章的思路也已成定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翻转不成，就可能骑虎难下，进退两难。他的这一写法对于我们今天的写作仍然具有启发性。但想要真正做到，也并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