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本身包括了功利性写作和非功利性写作两大类,阅读古文对这两类写作都大有助益。
从非功利的写作来讲,散文应该真的要写得“散”一点才好,太刻意、太紧张了都不行。随笔也要写得更随意一些,但要写得放松和随意,其实并不容易。至于功利性写作,我们首先会想到八股取士,是高度程式化的写作,因为不程式化就难免见仁见智,不容易作出相对客观的评判。
究竟什么样的古文可以供我们今天的写作来模仿。以《岳阳楼记》为例,我们今天的读者能学到什么呢?我只想说一点,那就是范仲淹最后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议论时,他实际上实现了一次主题和结构上的反转与超越。如果没有一个思想上的更高境界,也缺乏足够强大的魄力和笔力,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这一点的。严格说来,范仲淹描写“巴陵胜状”的那两段,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写景,而是虚设之词,因此以“若夫”和“至若”分别引出“淫雨霏霏”和“春和景明”两个相互对比的想象之景。而虚设的风景引出了与之呼应的心情,这就印证了中国文论中常见的兴发感动和情景交融的主客体关系,也就是所谓“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的对应关系。
但范仲淹写到这里,却并不是为了再次印证古典文论中的经典命题,而是通过对它的否定,来实现一次结构上的翻转和思想上的升华,也就是通过自我的内在超越,达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行文至此,外界的阴晴变幻和个人的成败荣辱,全都可以放下了,也全都无关紧要了。从思想上来说,范仲淹的内在超越,走的是儒家思想路线。就文章的结构而言,他也展示了足以与他的思想相匹配的笔力。这是范仲淹的成功之处,因为写到篇末,人与物、情与景的关系都似乎再一次得到了确认,文章的思路也已成定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翻转不成,就可能骑虎难下,进退两难。他的这一写法对于我们今天的写作仍然具有启发性。但想要真正做到,也并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