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作为经典文献，春秋晚期以“《诗》三百”的形态进入了孔子、墨子等先秦诸子的思想视野。孔子不仅引诗，而且与弟子教（学）诗、用诗、论诗。

诗文中屡屡言及“天”，可孔子诗学世界并未涉及“天道”，全幅都是“人道”世界，至少包括修身之道、人伦之道、人生之道三部分。在孔子看来，教(学）诗、用诗、论诗都是个体修身的过程，这既包括外在的行为举止、仪容体态，亦包括内在的道德修养、道德品格。孔子云：“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愚”，即敦厚之失；“深于《诗》”即通过教（学）诗、用诗、论诗，以养成“温柔敦厚”之君子人格。故朱自清所著《诗言志辨》中指出，“温柔敦厚”与“思无邪”都是孔子诗学世界的“道学眼”“这两句话一正一负，足以相成，所谓‘合之则美’”。

教（学）诗、用诗、论诗，还可以增强人们对人伦之道的理解和执守。孔子儒学把人伦纲常视为治理天下国家、维系社会秩序的基本前提，《周南》《召南》在“诗”的地位中之所以占据首位，就是因为它们兴发、比拟的大多是家庭伦理，尤其是夫妇关系的重要地位。《论语·阳货》载：“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若不明了这种家庭伦理的作用，就犹如“正墙面而立”，寸步难行。孔子时代尤为重视“君臣”“父子”在整个社会秩序中的核心地位，故齐景公问政，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对弟子们强调学诗的重要性时，孔子同样提出“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重要作用，朱嘉在《论语集注》中注解此句：“人伦之道，《诗》无不备”。把“事父”“事君”作为孔子诗学世界人伦之道的代表。

孔子对其弟子们强调：“小子何莫学夫《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迎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提出了一种崭新的思想结构，学界一般简称为“兴观群怨”。按照这种思想结构，“兴”即兴发一种善意不已的道德世界，“观”即发现一个充溢道德精神的意义世界，“群”即调节公共领域的人际关系，“怨”即对情感的引导与节制，“事父”与“事君”是人伦秩序的代表，“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对世界万物的认知。这是一个从内在精神向道德教化，从自我向社会乃至整个世界扩充的思想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