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难以忘记四十年多年前一个夏日的黄昏，白天的酷热已渐渐消退，我和父亲坐在葡萄架下乘凉，父亲为我读了《卖火柴的小女孩》，我相信几乎全中国的孩子都听过这个童话故事，因为它就印在我们的小学课本里，我也相信所有听过这个故事的孩子，差不多都会和当时的我一样，难以自控地流下了眼泪。在那个时候，文学在启迪儿童成长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因为那时电视在中国还不是太普及，网络更是遥不可及的事物，而一个短短的童话故事，却瞬间跨越千山万水，让“丹麦”和“安徒生”这两个陌生而遥远的名字，成为一个生活在中国的小乡村的孩子内心重要的一部分。当一个孩子开始启程走向生活和世界的腹地，让那些蕴含同情与爱心的文学作品滋润他们小小的心灵，那无疑是属于充满诗意和温暖的启蒙。

然而时空流转，当今天我们再来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它就远没有当初那么单纯。毋庸置疑，“文学”在当下的语境中处于更为复杂的境地。当我们把“文学”置于“视觉世界”这个前提下来讨论它对儿童所起的作用和功能的时候，其实已经暗含了这样的焦虑、危机——同时也是事实:那就是在这个图像时代，儿童借以了解这个世界的介质是如此地多元化，而且看上去他们也确实越来越被图像所俘虏，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担心文学在图像的冲击下还能否保住往日一家独大的位置，换句话说，文学在这个视觉世界里还能以不可替代的姿态存在于世的理由究竟是什么？

这应该是自进入21世纪以来悬在中国的儿童文学写作者出版人家长老师等等头上的一个紧箍咒。他们担心在影视、网络、动漫 的围剿中孩子们放弃了对纯文字的作品的阅读，因为在成年人的心目中，影像化带来的是碎片化的注意力无法集中的肤浅的阅读，甚至是童年本身的消逝。我想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二十年来，一场轰轰烈烈的阅读推广运动在中国孩子的阅读生活中持久而深入地推进着。因而我们能看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家长和老师在同仇敌忾地限制孩子们使用手机的时间，他们像盯防敌人一样盯防孩子们上网玩游戏的时间，同时不遗余力地把纸质书放到他们的手中。甚至像《红楼梦》《老人与海》《边城》《平凡的世界》这样一些经典性的文学作品成为高考语文试卷中必考的内容。

我想这样的一场较量在某种程度上型塑了中国孩子的阅读生态。因为中国的儿童文学出版进入了有史以来最为繁荣的时期，那些几近天文数字的发行量，即便在图像不那么发达而文学独占鳌头的时代也没有出现过。这样说，不是说中国的孩子们放弃了他们的“读图”情结，也不是说文学在这个视觉世界里取得了一边倒的胜利，而是二者取得某种意义上的平衡，甚至某种融合。当我们来看各种网上书店和实体书店发布的销售数据的时候，会发现有这样一种类型的文学作品总是能悄悄地占据前列的位置，这是一些纯文字的作品，但又是根据某些网络游戏进行的改编。很多专家认为这些东西根本称不上“文学”，认为文字粗制滥造，毫无营养。这样的判断不是没有道理。但换一个角度看，这未尝不是“文学”在这个新媒体的时代悄悄做的变身，如果借用体育运动的术语来说，“文学”过去总是以“单打”行走天下，现在，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它开始在“单打”之外，积极地与其它艺术介质融合，以“双打”甚至是“集体作战”的形式出现。这一切也都在迅速地影响着创作者的选择。事实上，当我们来讨论当下的儿童文学的时候，“文学”两个字也愈来愈呈现出复杂、多元甚至含混的一面——在中国孩子的阅读书单里被热捧的，既有像J.k.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这样的超级畅销书，也有像安徒生童话这样的已经经典化的作品。既有国外引进的，也有中国本土像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曹文轩的《草房子》等等。这些作品轻重不一、风格多样、国别不同、年代迥异，但它们相安无事地呆在一个榜单上，在共同地建构着一个孩子的心理的情感的成长。所以当我们在思考“文学”在儿童探索世界中的作用的时候，也许可以用更包容的心态来看待。因为“文学”不是一株珍贵但稀少的植物，它是一片森林，它以婆娑茂盛的浓荫护佑着儿童的内心世界。

最后，我想分享去年我在农村调研乡村孩子阅读状况时的一个故事，我发现，在这些相对闭塞的乡村，孩子们大多数已经用上了手机，甚至是智能手机，也就是说他们即便身处边远的乡村，也可以通过网络很方便地观望整个世界。今天的孩子，他们想了解丹麦，已经无须像当时的我，需要通过安徒生童话或者其他别的纸质书。但是，几乎所有的被采访的孩子，他们最爱读的书中，几乎都有《鲁滨逊漂流记》，这让我既惊讶又感动——在不出门就能看到全世界的今天，孩子们依然愿意通过一部文学作品，一部几百年前的作品，一部来自异域的作品，来寄寓他们想探索这个世界的雄心，来想象他们将要展开的人生历险，我想这就是一部真正的好的文学作品能够给予童年的力量，它不是简单地记录或传授经验，它是一座家园、一个港湾、一个人生的支点，超越时空，直击人心。也许这正是文学永不会消亡的原因吧。